苦雨 其二

来龙去脉绝无有，突然一峰插南斗。
桂林山水奇八九，独秀峰尤冠其首。
三百六级登其巅，一城烟水来眼前。
青山尚且直如弦，人生孤立何伤焉？

　　《独秀峰》是袁枚晚年重游桂林所作，虽然诸家选评赏析极少，几乎被人遗忘，但细读之，仍然可以从中鲜明地感受到“性灵”说的审美追求。

　　题名为“独秀峰”，但诗人并未平铺直叙，作一般性的平实说明，而是以“来龙去脉绝无有，突然一峰插南斗”这种突兀的笔触，夸饰性的语言，横空劈来。一个“插”字，逼真地写出诗人与独秀峰不期而遇时敏锐而又独特的审美感受，显示了独秀峰的动态美；也生动地突现出独秀峰孤峰横插、直冲云霄的不凡气势。同时，还由孤立的山，联想到孤立的人生，发出青山尚且劲直、人生何必感伤的兴叹，表达了一种积极、乐观、向上的情怀。

　　这首诗极言独秀峰孤兀参天，并寄寓了孤高自守的高尚追求。作者先写从远处遥望独秀峰，好似插入青天的利剑，高峻笔直，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奇景多多，却远不如这一峰雄伟奇特。拾级而上，俯视天下，一城烟水浩渺无边，胸襟亦为之开阔。观景生情，奇景感染着像独秀峰一般孤高傲岸清俊的诗人。前三联蓄足情势，尾联水到渠成抒发了“青山尚且直如弦，人生孤立何伤焉？”的豪迈感慨。

　　这首诗歌化静为动，以动写静，增强动感，化无形为有形，赋予静态的独秀峰以动感的形象，展现了“绝无有”的“插南斗”之势。“插”字用得妙，妙在化静为动，山由无到有、到直冲云天的过程被动态的呈现出来，生动形象地描写了独秀峰的独特姿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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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正因为林黛玉的风雅是故意做出来的，她实际上耐不住寂寞。所以，在《问菊》中，她大倒这方面的苦水：“孤标傲世偕谁隐，一样花开为底迟”。又自作多情地问菊花：“圃露庭霜何寂寞，鸿归蛩病可相思”。其实，这正是她自己耐不住冷清的写照。若依菊花之本性，人家本来就是顺应秋之时节而生的。若怕寂寞，何必开于秋时？当事人只需像宝钗那样为菊的到时未开而怅叹（空篱旧圃秋无迹，瘦月清霜梦有知），或者把菊的形象留下以作永远的纪念（莫认东篱闲采掇，粘屏聊以慰重阳）即可，何必在人家正常开放的时节，问人家有没有寂寞相思呢？林黛玉所写的三首诗被评为菊花诗最佳。其中《咏菊》第一，此诗第二。如果作者只是为了表现她的诗才出众，就不会在前面咏白海棠时要让宝钗“压倒群芳”，在后面讽和螃蟹咏时却又称宝钗之作为“绝唱”。原来作者还让所咏之物的“品质”去暗合吟咏它的人物。咏物抒情，恐怕没有谁能比黛玉的身世和气质更与菊相适合的了。一般的咏菊诗主调就是：一、自命清高；二、孤独寂寞；三、标榜遁世。菊花这个题材，又特别适合表现这些主题。原因是，菊花是秋花，既然傲立霜雪，又孤独绽开（没有跟众多的春花一起开），特别适合失意的文人自比：瞧，我虽然失意，享受不了繁华，可我照样是精神上的贵族——你不用我，我就学陶渊明隐居去。因此，曹雪芹让林黛玉夺魁菊花诗，也是有道理的。因为林黛玉就是这种求之不得而怨的小文人的代表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林黛玉的清高正如这些菊花诗一样，是刻意装出来的。是在明知“一从陶令平章后，千古高风说到今”的情形下，而刻意效仿出来的。目的只是为了抒发自己小文人式的对世俗名位的求之不得的哀怨，并同时博取清高的美名和旁人的同情。因此，一遇到真正能考验她能够取法陶令的时候，她就丢下这些“孤标傲世偕谁隐”、“满纸自怜题素怨”的标榜而不管，一个劲地去高歌“何幸邀恩宠，宫车过往频”、“盛世无饥馁，何须耕织忙”、“主人指示风雷动，鳌背三山独立名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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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。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，不可鹦鹉学舌，人云亦云。

　　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：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，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，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，心口雌黄。马克思哲学认为，要做到独具慧眼，深刻地认识、把握事物的本质，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；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“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”的加工，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。

　　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，这时　需要的是独具慧眼，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。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，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，成为“高人”。

　　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，用矮人看戏作比，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，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?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，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。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“艺苑”的看法，如果自己学力浅薄，不能“独具只眼”，那就只能“随人说短长”了，这种鹦鹉学舌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。

　　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，见解卓异，说理畅达。全诗看似佶手拈来、随手而出，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。李白、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，在唐代即受到推崇，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，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，作有《调张籍》一诗，其中有“李杜文章在，光芒万丈长”“伊我生其后，举颈遥相望”等语，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。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，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，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，一代不如一代。甚至有人还提出从《诗经》以来每况愈下、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，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。

　　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，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，流传万古，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。接下来却陡然转笔，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：熟极而流，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，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，其见解之深刻，笔触之辛辣，思虑之周到，足以发人深省。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，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，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。

　　秣陵怀古，光看题目，似乎还是传统诗词中对六朝兴亡的感慨吟咏。可纳兰性德不然， 他围绕明朝开国建都于金陵，后来统治全国，迁都北京，最终仍落得个覆灭的命运展开议论。

　　诗的前两句是借景抒情。“山色江声共寂寥”，秦淮自古繁华地，这里江山险要，有虎踞龙盘之势。可是如今南京钟山的美景、长江的水声都归于寂静，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。诗人眼前是秣陵，但思绪所及，却是对千里之外的北京郊外的“十三陵树晚萧萧”的联想，晚风吹过明皇陵，只有树叶微微作响，两者同样都是一片萧索的境况。 “中原事业如江左”，这句将全诗主旨直接揭开：曾经统治全国的明朝政权，即所谓的“中原事业”，与历史上偏安于长江下游以东的六朝、也包括南明小朝廷这些所谓的“江左”政权没有什么区别。它们都是那样腐朽黑暗，荒淫逸乐，民不聊生，都是一再地重蹈历史的覆辙。一个“如”字，将看似对立的“中原”与“江左”等同了起来。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：“芳草何须怨六朝”。以“芳草”来咏叹六朝衰亡的诗词从来就有很多，如韦庄《台城》：“江雨霏霏江草齐，六朝如梦鸟空啼。”王安石《桂枝香》“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、芳草凝绿”等皆是。纳兰性德感叹人们何必总以芳草来感伤六朝的消亡，后来的朝代更替不也都是如此。可见，在他眼里，清朝取代明朝是顺应历史发展的。

　　整首诗的描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跨度很大，纵横万里，上下千年，虚实相映，写景和议论相结合，寓兴亡于山色夕阳、江涛草树之中，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世事的沧桑变化，突破了前人金陵怀古之作的旧框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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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捉船行》这首诗，反映了地方官吏在江南水乡借口军运，四处捉船、横加勒索、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。

　　诗分前后两个部分，共五层：第一层写官差捉船，第二层写吏役如虎，第三层写篙师敛钱买行，第四层写勒索样之多，第五层写官舫停泊码头。

　　“官差捉船为载兵”，诗首句即点明捉船的因由，原来是“载兵”去镇压抗清武装，暴虐不仁之举更是为的残民以逞之行。“捉”字，与“有吏夜捉人”（杜甫《石壕吏》）中“捉”，用法相同，写足了官差的横行，政治的黑暗。“为载兵”，点明了捉船目的，同时，也反映出清朝统治者调遣军队、镇压抗清斗争的罪恶行径。接着，就大船、中船、小船分别言之：大船买脱，中船潜避，小船无知，则被捉住。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句中“且”字，表明芦港潜避，是暂时的，终归逃脱不了吏役的魔掌。这就告诉人们：大船、中船、小船都在鱼肉之列。这一层是总述。

　　以下三层，具体写吏役如虎、横加勒索的情景：先写府里征用船只的文书下达后，吏役火速般地下村捉船敲诈勒索，村人穷得衣不蔽体，哪里会有钱供他们敲诈，只能忍受着鞭杖之苦。“快”“进”“急”，形容吏役闻风而动，争先恐后之状。“露肘”，见出村人穷困至极。“背似土牛”，用了一个典故。《魏书·甄琛传》：“赵修小人，背似土牛，殊耐鞭杖。”“土牛”，古时迎春用的土制春牛，以鞭捶打，谓之鞭春。此处用以比喻吏役象鞭捶土制春牛一样鞭打村人。接下去，写村人苦哀求，而吏役气势汹汹，往来船只，也只好送钱买放。“前头船见不敢行”，从侧面显示出“吏如虎”不送钱，将被捉去。再下去，写勒索名目繁多，花样翻新。“仍”“另”表明除了查点钱，还有“常行费”与“门摊”，因而“船户家家坏十千”。在这三层里，既有对吏役的鞭挞，又有对聚敛的抨击，更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。尤其可贵的是：诗人把官吏比作吃人的老虎，把村人比作耐鞭的土牛，其内在含意更深远了

　　“君不见”三字，盛唐诗歌行体多用之，或以领起下文，或以推开意境意思都比较虚，如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（李白《将进酒》），“君不见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”（杜甫《兵车行》）“君不见沙场征战苦”（高适《燕歌行》）等。此处则是用以表转折，由第一部分写私船惨遭勒索，转入第二部分写官舫逍遇自在：“官舫嵬峨无用处，打鼓插旗马头住”“嵬峨”，形容官舫雄伟高大，气势非凡，暗含贬意。这些嵬峨的官舫，插上官家旗帜谁也奈何不得，终日停泊码头，无所事事、惟寻欢作乐而已。

　　这首诗十分明显的特点，就是对比。运用对比，来揭露社会现实中种种矛盾，特别是揭露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，是最得力不过的了。诗歌以绝大篇幅描写官吏如，船户遭殃，最后笔锋一转，描写官舫无用处，打鼓插旗，这就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而且由于结尾处用了“嵬峨”“无用处”“打鼓插旗”等词语，对比的效果，更加显著。这种对比手法，在古典诗歌中，源远流长，可以上溯到《诗经·小雅》中“或燕燕居息，或尽痒事国；或息偃在床，或不已于行”（《北山》）等。白居易是善于用对比的，有农民“幼者形不蔽，老者体无温”与统治者“缯帛如山积，丝絮似云屯”（《重赋》）的对比，还有“红楼富家女”与“绿窗贫家女”（《议婚》）的对比，等等；而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（《自京赴奉先县怀五百字》），更是脍炙人口，妇孺皆知。由此可以看出吴伟业诗法盛唐和元白之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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